英国的戏剧学院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呈现出极大的繁荣。这种繁荣不仅表现在舞台上，更与戏剧在页面上的接受有着莫大的关系，是印刷文化发展、欧洲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传播和英国宗教改革下民族国家形成这三大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在页面上的接受

自1476年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在英国创办第一家活字印刷所开始，大量带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古典文献和民族文学作品得以印刷出版。以戏剧而论，其出版达到了惊人的数量。相对于手稿的变动性和稀缺性，印本戏剧具有页面上的固定性和复制性，为大量剧本的流传和保存提供了可能，也使戏剧在页面上的接受，即戏剧阅读，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文化和学术实践。据G. E.本特利（G. E. Bentley）统计，“1590年至1642年间所创作的戏剧中流传下来的有1500部”，其中印刷剧本占绝大部分。这些剧本在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盛行和宗教改革的大潮下，进入学校、书斋和图书馆，供教育、消遣和研究。通过戏剧阅读学习语言、培养德行、服务社会和国家的做法在该时期得到了广泛实施，戏剧阅读也因此在国家政治话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样的功能及其带来的实际社会效用，可以让读者在该活动中理解当代情势，发表个人感受和见解，并服务于社会和国家，其影响辐射到社会领域的诸多行业，成为时代精神塑造者、戏剧文学推动者和“民族国家共同体”建构者。故而，通过研究不同身份戏剧读者以旁注、札记、摘抄、翻译、编辑、写作和评论等不同方式进行的戏剧阅读实践，既能揭示社会身份差异在文化活动中的体现，又可彰显戏剧阅读在早期现代英国社会政治、文化和学术生活中的参与性与影响力。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读者的分类研究

按社会身份来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戏剧读者主要有学生读者、精英读者、戏剧行业人士读者和普通读者。

学生读者：戏剧阅读助力人才培养　学生读者指文法学校、大学和被誉为“第三所大学”的几大律师学院中参与戏剧阅读的人士。这几类学校在以语法和修辞为核心的人文主义古典教育思想的观照下，敏锐地意识到，将剧本作为教学材料在学校课程设置中的阅读/翻译活动，与发生在学校的作为戏剧阅读延伸的戏剧表演，均为重要的教育手段，能提升国人雄辩能力，涵养国民文化素质和精神品格，打造国家人才智库，适应时代需要。具体而言，伊拉斯谟等人文主义教育家在西塞罗、昆体良等的影响下，认为体现语言能力的“演讲才能”是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它不单单是通过正确使用语言来进行思维分析的技艺，而是以合乎理想的形式尽可能好地把各种思维成分组织在一起的能力。这是一种至高的技艺，阅读伟大的文学是培养这种技艺的不二之选，因为它们里面既有准确得体的语言，又可以看出思想存在的最高形式。换句话说，教育就是要培养具有独特能力，能将人类了解真理的智慧和使真理成为社会现实的意志结合的人才，这种人才就是演说家，他有高的教养、善的行为和好的表达。

戏剧是培养这种人才最好的素材之一。一方面，戏剧关涉三方面的事情——修辞、道德和政治。也就是说，戏剧是修辞事件，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行为，目的是向受众（听众、观众或读者）证明一个事项，比如善恶各有报，其中含有道德意蕴，能给人直接的引导和启示，也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元素。另一方面，学校的戏剧表演不仅能丰富参与者的词汇和思想，还能训练其声调与姿态，不仅包含道德品质的塑造，还包含其他个人素质的养成，比如言谈举止、个人风貌、精神气度等。再者，在口头戏剧翻译这一普遍采用的教育手段和书面戏剧翻译这一深度阅读实践中，英语作为民族语言受到重视，其表达力得到验证，其规范性和统一性也在印刷技术的助力下得以实现。这样一来，国民对英语作为民族语言的认知度和自豪感得到提升，从而产生了民族国家确定的文化载体和坚实的心理基础，民族意识和民族自信心自然得到增强。如此，在宗教改革大潮的推动下，在民族国家的召唤中，各类学校不同形式的戏剧阅读赫然位列于该时期教育家、统治者的计划中，为培养新教改革后所需的宗教人才、新兴的民族国家所需要的公务和政务人才发挥了作用，展现了担当。

精英读者：促进戏剧与政治的互动　精英读者主要指王室/贵族类戏剧读者和有判断力的戏剧作者。从相关历史文献中可以发现作为国家首脑或“政治国民”的王室、贵族读者们如何基于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政治抱负，从戏剧阅读中获取有关国家政治、管理、外交的智慧，进而加以利用，促进戏剧与政治的互动，使其成为“欢乐政治（politics of mirth）”——在娱乐中缓和政治矛盾、化解敌对情绪——的手段，或实现个人议程的渠道。约翰·迪伊（John Dee）、加布里埃尔·哈维（Gabriel Harvey）和威廉·桑克罗夫特（William Sancfort）等是有判断力的戏剧读者，他们的教育背景、阶级地位、宗教信仰、政治倾向或学术追求等，促使他们借助戏剧阅读参与到对所处时代政治、文化等现象的观察、反思乃至塑造中，从而成为一股重要的文化力量。

两类精英读者的阅读实践中均包含着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思想，这种精神慢慢渗入英国文化的血脉，演变为其文化基因，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发挥作用。精英女性读者，比如玛丽·锡德尼，也是其中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戏剧行业人士读者：戏剧文学化、经典化和学术化的生力军　第三类戏剧读者指剧作家、戏剧批评家、编辑、印刷出版商等戏剧行业人士。以莎士比亚和琼森为代表的剧作家兼戏剧批评家根植于塞涅卡等古希腊罗马先贤们有关读写关系的思想土壤，采用“读-（编）-写”和“读-写-评”结合的戏剧阅读实践范式，他们从古典剧作家的戏剧基因和同辈剧作家在此基础上的创新中汲取精华，经历认同、继承、吸纳、借用，又加以区分的过程，以获得当下和未来的生命力，参与到人类想象这一独特而巨大能力的交换循环中，其结果是他们的智慧结晶成为人类文学有机体的组成。与此同时，剧作家们参与的“剧场之战”既是为争夺戏剧市场的经济之战，又是围绕戏剧艺术目的、功能和审美等而进行的一场“笔战”，可谓以建构戏剧诗学为结果的阐释性和评价性阅读活动。

斯蒂芬·高森（Stephen Gosson）、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和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三位文艺复兴时期不同阶段的戏剧批评家在戏剧批评实践中，大量引证古典和当代戏剧，是审阅、评价，更是批判和建构性质的阅读活动，他们超越了普通读者的视域，进入到戏剧批评的高地，成为特殊的、高级的戏剧读者，关切的不仅仅是戏剧存在的合法性，还有戏剧对民族语言、国家教育和社会文化的指导性与引领性。

就这样，各类戏剧行业人士读者凭借占有和使用戏剧文化制品上的优势地位，对戏剧阅读这一话语实践带来的机会更为敏感，因而更能充分地加以把握，最终在国家文化阵地上合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戏剧文学化、经典化和学术化的生力军。（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