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提琴专业留学

李洋和陈响，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成都，一个曾受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指点，一个是小提琴家梅纽因的高徒，两位演奏家从未同台合作过，但在朋友的撮合下，两人打算合办一场音乐会。

这场名为“海上·秋颂”的音乐会，10月19日将登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两人一人主导一个半场，各找一位钢琴家伴奏，没有商量过曲目，却都把演出重心指向了浪漫主义经典。

说起来，两位演奏家的缘分其实可以追溯到38年前。

陈响

出生于新疆的陈响5岁即随父亲学小提琴。1979年，小提琴大师梅纽因访问北京，欲和中央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前身）演出，听闻此消息，陈父连忙把儿子带来了北京，只为见大师一面。

陈响随父住进了中央乐团的家属小区，巧的是，李洋之父正好是中央乐团的大提琴手。李洋没见到陈响，但在奶奶的耳朵里听闻了这位小提琴神童，“奶奶说邻居家来了个新疆小孩想见梅纽因，他们没票进不了音乐厅，就在北京饭店门口等，梅纽因听他拉了五分钟琴，就把他带去英国了。”

那一年陈响才9岁。1980年，陈响以公派生的身份去英国梅纽因学校学习了一年，1988年又以全额奖学金的身份入读瑞士伯尔尼音乐学院，从此走上了职业演奏家的道路。

李洋也是在父亲李仲文的影响下学大提琴的。与陈响的勤勉不同，幼时的李洋更贪玩，“那时中央乐团的孩子都住在一个大院里，到了年龄都要学琴，有些对付着学，有些逼得很紧，我是适中的。”

陈响和梅纽因的缘分成了乐界趣谈，有趣的是，李洋和俄罗斯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也有一段不解之缘——两人都因为大师的指点受益匪浅。

考进中央音乐学院时，李洋曾师从大提琴家司徒志文——她是父亲的同事，留学莫斯科音乐学院时也是罗斯特罗波维奇班上的学生。

改革开放后，李洋接触到大量音像资料，而在众多世界大师中，罗斯特罗波维奇的风格正独步世界乐坛。李洋独崇老罗的风格，也从司徒老师那里隐隐感到自己的流派传承，老罗吸引他的不仅仅是音色和持琴、握弓方式，最主要的是老罗演奏风格的大线条歌唱性，热情与奔放。

于是，李洋从录像带上开始模仿他。中国音乐学子纷纷走出国门之际，李洋的录音带也寄到了美国，引起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教授大卫·威尔斯的青睐。

李洋

1995年，李洋以全额奖学金的身份入读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威尔斯有意让李洋继承自己的衣钵，他的音乐处理继承了欧洲的传统，讲求乐句的划分，听起来很有怀旧的味道，但稍嫌切割太多。李洋的风格与这位老师相左，上课时他会用老师的处理，但平时练习总是习惯用老罗的处理。

最后，李洋放弃了留校的机会，转投纽约州立大学继续深造。那里有俄罗斯大提琴家格拉姆·萨拉金——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他曾是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助教。在萨拉金的课上，李洋得以尽情挥洒，再也没有任何顾忌。

也是在这里，李洋得到了偶像老罗的指点。那时，罗斯特罗波维奇正担任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时不时会来昔日弟子的班上上大师课。

“他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白羊座，脾气比较硬，比较直，有时候也风趣，有点双鱼座的气质。”李洋这样回忆老罗，两人有不少共同点，比如都爱养狗，都爱美食，爱吃肉，“他爱吃中国烤鸭和饺子，有时候我给他带中国北方的烈酒，他也很喜欢。”

李洋还记得，老罗上课不拿大提琴，反而经常用钢琴来传情达意，“他4岁学钢琴7岁学大提琴，本身就是很棒的钢琴家。上课时，你拉大提琴奏鸣曲或协奏曲，他不用伴奏谱，就可以给你钢琴伴奏，弹出来的效果像乐队。他像作曲家一样分析曲子里的和声、结构，哪里该响，哪里该弱，为什么要响，为什么要弱，钢琴要怎么和大提琴配合才能出对的效果。”

老罗甚至会手把手教他，如何摆弄手型，手指应该放在哪个位置，“那时我都二十几岁了，他会把自己的动作放到你身上，给你肢体语言的体会。一般的老师都不会这样教。”

李洋的老师里，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美国大提琴家大卫·芬科。他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室内乐组合艾默森四重奏里的一员，也是罗斯特罗波维奇的高徒。

“芬科家族里有30个大提琴家，美国最好的老师他都学过，听了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和老罗的唱片，他就去前苏联找老罗了。当时正值美苏两国冷战，芬科也只有17岁。”李洋回忆，芬科退休后，在北京开过一场音乐会，两人见面时，芬科还夸他，演奏风格更有老罗的风范。

从司徒志文到芬科、萨拉金，再到罗斯特罗波维奇本人，李洋的求学之路上，处处都有老罗的影子。

“有一个好老师特别重要。”李洋强调，和老师零距离接触，对学生掌握和控制乐器是有帮助的，“就像油画，你在美术馆走近了看，会知道画家的笔触是怎么走的，如果老师抓着你的手去摸画上的痕迹，告诉你痕迹是怎么出来的，你会收获更多。”

耳濡目染，李洋掌握了老罗的握弓方式，能将大臂甚至肩背的力量通过琴弓压到琴弦上；演奏时，他可以发出老罗那样恢宏坚实的音色，大线条的乐句处理更是与老罗、萨拉金一脉相承。

李洋

在美国呆了十多年，李洋最终选择了回北京。当时，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北京交响乐团都有意邀他当大提琴首席，他都拒绝了。

李洋坦承，拉琴时的自己比较艺术化，容易兴奋，这和乐团首席的要求是相悖的，“首席讲究配合，眼快手快，不要有个性，情感只放50%进去，剩下的是理智和准确，一切行动听指挥。但独奏家要有自己的个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除了当独奏家，李洋对教学也有兴趣。刚回国时，他曾兼任中央音乐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大提琴和室内乐课程，此后又创办了自己的教学工作室。

这源自他在国内求学时的切身体会——好老师太缺了，演奏家级别的老师尤其缺，这也是他当年出国深造的原因，“老师要挖掘学生的潜能。基础老师可以像乐队首席那样严谨规范，但随着学生水平提高，就要艺术家、演奏家型的老师来教。”李洋强调，老师在舞台上的示范很重要，它对人的感染力，对人精神和艺术品位的提升，有关键作用。

说到学乐器，国人首选的是钢琴和小提琴，然而随着中小学大量组建乐队，学大提琴也开始热闹起来。

李洋建议，有志走专业音乐道路的人都去国外深造一段时间，就像学做西餐，在国内也能学，但国外显然更有氛围，“老外来学中国学中文和戏曲，在戏园子里呆一呆，自然也比他在本国学有氛围多了。这都是一样的道理。”